刊登於《明報》2014-12-25

轟動一時的佔中運動，如今已走入低谷。激情的街頭抗爭過後，需要冷靜研判。香港政制改革的當務之急，會是如何尋求各方均有利的最大公因數，為整場爭拗帶來轉折曙光。香港政治現况猶如一盤棋局——不同棋手博弈間，計算自我得失。已經鮮有願意委身者，為香港整體未來謀福祉。

學生運動——「初生之犢」

佔中運動踏入70多天時，清場號角響起，運動陷入沉寂。回首過去10多天，「雙學」已然無計可施。為了重新喚起大眾對「人大收回成命」的支持，只好施以苦肉計——學聯試圖衝擊政府總部，而學民思潮則轉投絕食運動。

時不再來。雙學曾經可抓緊參與者戮力同心的契機，讓中央政府內的開明之士廣開言路的，換來比2010年政改更公平的談判格局。然而，雙學錯失了兩次這樣的良機。雙學堅持「公民提名」及「撤回人大決定」，不到烏江不盡頭，無視中央底線，無疑令雙方難以開誠相見，和解進程也一籌莫展。

出於污泥而不染。學生運動之可貴，在於運動中不受其他現存的政治力量左右，遠離了爭權奪利。正正沒有受政黨的奉令承教，以致學生欠缺對政治現實的兼權熟計，讓學生的行動也因而不可捉摸，令中央和特府束手無策。

特區政府——「龍盤虎踞」

回望佔中運動，特區政府除了開展首輪談判和推銷8‧31決定以外，仍舊故技重施。要令方案的通過變得可能，關鍵在於政改第二輪諮詢能否拉攏泛民主派。這又要求特區政府將要咬緊牙關，在提委會或未來的普選發展進程與中央斡旋。

然而，特區政府對待普選的態度並非全然上下一心。一方面，沒有很强的誘因促使特首不惜一切推動普選通過。姑勿論普選方案何如，梁在建制、泛民兩派以至本地商界均缺少忠實的盟友，而餘下任期內也基本不可能貫徹其政綱。政改無法通過，意味着2017年特首選舉將沿用過去辦法，屆時香港將面臨新的管治危機。為了顧住大局，中央挺梁連任的機會大增。對梁個人而言，連任可為收取顧問費用之事換來將功贖罪的機會。

另一方面，以政務司長馬首是瞻的追隨者盼望普選最終落地。筆者並非指林鄭司長有意覬覦行政長官的位置，而是指高級公務員或司長的追隨者難免會萌生「黃袍加身」的懸念，他們冀望重演政務司長挾高民意坐上特首大位的歷史。在普選的方案上，他們盼以談判化解僵局，更希望中央給予特區政府更大餘地，讓特區政府能與各政黨、民間協商，促成2017年普選。

商界——「模稜兩可」

本地商界對普選和雨傘運動的態度一直模稜兩可。當然這很符合商界的投機者心態。不存在明顯的迹象表示香港商界全然否定民主或不支持香港普選。但可以確定的，是自第一次政改諮詢以來，商界積極疏通渠道，向北京有關官員施壓。他們堅持要保留提委會，以確保其政治代理人有機會參選，維護富人階層的利益。然而，香港商界並非鐵板一塊。長期以來，特首以至於中央，都相當倚重某一小部分商界人士支持，因為在民主發展有所窒礙的環境下，只有這一小撮人可以獲分最大蛋糕。在這小撮人以外的大部分商界人士，還是相信香港應該向民主普選過渡的，只不過對選舉的開放程度意見不一。對於後者來說，香港現存的產業壟斷、官商勾結對整體營商環境有害無益。他們希望一個不至於「全面失控」的普選可以帶來更公平的營商環境。

政黨政團——「各自為政」

誠然，立法會中的各政黨是普選五部曲的關鍵節點之一。在各方不約而同的預期中，若要方案最終通過，就必然在新體制中納入泛民。即使將來有意參選者皆為建制派背景人士，也不得不尋求泛民支持，以獲得提名和大衆選票。因此，普選能夠通過，不光對愛國愛港陣營有利，就連泛民主派也會最終受益。

但是，當前香港兩大陣營內部七零八落。雖然不少市民認為親中央的愛國愛港陣營和商界是聽命於中央政府，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後，親建制陣營已經四分五裂、山頭割據。而泛民陣營更是內部利益分歧、政見不一。

中央政府——「忐忑不安」

毋庸置疑，中央政府才是普選的最終把關者。8．31決定作出後，中央政府的代表到港解釋決定，意在以身體力行換取認同；相比剛公布8．31決定時，佔中運動減退了中央通過政改的決心。從此以後，北京的夢魘更是揮之不去。

第一，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普選始終是舶來品。主事港澳事務的官員生來就活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中，是中國政治制度的識途老馬，但在西方選舉制度中卻是初出茅廬。

第二，中央的治港方略已然心勞計絀。8‧31決定，既反映中央政府對泛民主派的懷疑，也反映了中央對普選下新特首的「安全系數」半信半疑。一國兩制讓中央只有《基本法》、中聯辦和行政長官的三大治港法寶。基本法雖然明文規定國家的8項權力（如對立法會通過的法例審查權、人大的釋法權、主要官員任命權等），但是特區政府為了宣揚一國兩制的好處，長期片面宣傳「中央只管國防和外交」，致使中央要援引基本法確立管治權威時產生諸多顧慮。

第三，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始終揮之不去。中央和部分國內學者意識到，香港發展歷程最終必然向民主化過渡，更有人深信香港已經具備足夠的經濟及社會條件進行民主改革。平心而論，以香港現時的法治、經濟社會發展、公民素質、公民社會等，均比台灣民主化前期更成熟。可是，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始終是中央的梗榆。綜觀全球的民主選舉，總統、總理及主要官員均須接受嚴格的政治審查，例如選舉經費不能來自國外等。香港本來就缺少政黨法及選舉法把關，而2003年以後，香港更不見得可以通過立法等辦法，以制度化方式妥善解決此類問題。

第四，兩地理解「愛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例如，國內視地方政府領導班子「愛國愛黨」是理所當然的；相比之下，中央政府只要求特區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進一步說，中央和香港不同政治勢力間對於如何詮釋「愛國愛港」存在分歧。由於雙方都擔心觸碰「雷區」會引起軒然大波，因此也沒有為此而坦誠地溝通。例如，中央政府認為香港有責任就國家安全立法，確保普選後香港的行政長官及任何政治勢力不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諸如此類的問題產生了大量的猜測和誤解。如國家安全的執法問題上，到底由中央的還是特區的司法機關來執行？執法時有什麼「不愛國」的準則作判斷？

上述的諸多顧慮，無疑因佔中而有所加劇。中央在香港政改的關鍵時刻，欠缺足夠的動因推動一個被香港各界廣泛接受的普選方案。甚至在現階段中，即便以梁特首為代表的特區政府有信心方案能夠通過，也不見得中央會因而樂意介入。除非，香港民間及各政治力量已經形成一定的政治共識，或營造了良好的討論氛圍。

以往鑑來

搭建中央與民間的政治協商平台

各方按兵不動的觀望局面下，一個由中央政府推動的，包括特區政府和各大陣營的「政治協商平台」，是通過政改方案的唯一希望。政制改革，不只是為了適應社會環境發展，同時為中央及特區的管治帶來改變。只有開放選舉，讓愛國愛港陣營與泛民主派進行政治競爭，才能改變現時中央政府倚重一方而導致愛國愛港陣營政治人才凋零，和泛民主派對各種社會矛盾只批評卻鮮有實質建議的現况。

這個政治協商平台，需要由中央政府與香港各界一同籌建。平台應由民間一些德高望重的賢達主持，由他們草擬整個協商會議的參會名單，並交由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發出邀請。協商會議前，可以由中央政府先行制訂一系列的討論議題。議程上應當包括回歸17年得失的總結、如何在特首選舉制度上體現愛國愛港、政治極端勢力的處理辦法等，並最終就這些問題形成政治共識。

筆者相信，築建多方平台並非易事。但很希望香港各政治力量及市民能夠明白：香港，已經邁向無法管治的邊緣了。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是基本政治要求，也是經濟社會現實。我們更需要理解「一國兩制」本來就是用來處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不調和的問題。「一國兩制」必然有不足之處，因此仍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實踐去填充其內涵。

而站在中央政府的長遠戰略角度，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更應該摒棄避險心態。「一國兩制」是中國重大的理論創新，旨在和平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但這不代表「一國兩制」已經失去其必要。「一國」是基本原則，而如何維護香港的「兩制」才是真正歷史使命。在現今國際政壇上，中國並不缺乏資金、資源、人才等硬實力，但在人權、自由等軟實力議題上一直欠缺話語權。2017年，普選若能夠如期落實，讓香港穩步邁向民主政治階段，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不僅有能力治理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有治理資本主義民主的經驗與能力。也正當如此，三中全會中對2020年國家的政治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規劃目標，將會在中國近代史上劃下輝煌的一頁！

作者簡介：

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資本管理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