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明報》 2014-11-27

「佔領中環」運動的本質

香港在上月爆發的「佔領中環」事件， 是長期社會積怨的爆發點。 整個事件的本質是香港市民透過行動向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表達對政制發展前景不明朗的不滿。整個行動本身採取「明知故犯」的非法手段，試圖通過自我犧牲的辦 法，殘害香港經濟金融中心，以及非法的手段來引起香港普羅市民及世界同情與關注。運動的意圖旨在以“占中”來使得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給予讓步。但 是，這種採取損害香港金融地位及法治的手段來逼使政府作出讓步的方式，間接反映參與者的無可奈何，因為他們除了這種極端手段以外，其他能夠有效的反映意見 的管道基本缼失，讓積怨難以得到疏導。

我們有必要認清，占中的表像是在回應政改，但深層次卻反映對香港前景的迷惘。

厘清運動的遠因及近因

“占 中”作為回歸以來最大型的社會事件，是19世紀香港開埠以來繼1967年「反英抗暴」以來最激進的非法集體社會行動。“占中”與1967年“反英抗暴”有 很多類近的社會結構成因。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又稱六七暴動) 事件中，學術界普遍認同港英政府在60年代高速經濟發展過程中，缺少相應社會福利配套及民怨疏導機制，以致不少在戰後出生以香港為家的第二代香港人產生極 大的不公平感。基於這社會背景下，響應國內文化大革命，讓香港的左派組織借機鼓動香港市民反對港英政府管治，構成大型的社會反抗運動。

四十 多年後的今天，「占中運動」與「反英抗暴」有著類近的社會背景及經濟結構。回歸17年來，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仍然保持以每年約3-5個百分點增長，是全球 所有發達城市罕有的。與以同時，香港也在回歸17年來貧富懸殊嚴重，租金及房價也屢創新高，使得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市民勞碌半生隻為那咫尺居所。

但 是，新生代與上代香港人對同樣的窘境的立場並不相同。不少香港中年一代，仍然相信是個人能力的問題。他們深信這是市場結果，勉強承受這種不公平。然而，對 於回歸後孕育新一代來說，不公平的問題是相當嚴峻的，他們對現存社會分配不均的現況心存不滿，看不到香港未來發展前景。香港產業長期依賴金融、地產業，結 構僵化，經濟缺少發展的活力和創新性。再者，近年爆發的中港矛盾、連串高官貪污案件以及特區政府向財閥政策傾斜的論調占上風等一連串副面的社會現象，令年 青一代產生「求變」的信念，也讓市民普遍感受到香港「高度自治」、「廉潔」、「高效清廉公務員系統」等香港長期以來繁榮穩定的核心價值一再遭受破壞。

基 於上述社會背景，構成期望與能力的落差不斷擴大。社會的積怨及不滿，曾經被梁振英政府選舉前的政綱所帶來的期待而得到延緩。但隨著行政長官在經濟及民生政 策上傾向保守，加上缺少廣泛支持時強行開展“國民教育”改革，和及後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831決定”等，普遍讓香港人感到中央一改往常的不干預做 法，試圖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取代香港本土就政制達成內部共識的辦法。這種泛起的顧慮，無疑使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回歸前達成的共識產生懷 疑。以致市民不僅對香港經濟前景不樂觀，就連對中央政治的許諾和香港政治前景失去信心。

運動已發展到了一個關鍵轉捩點

我們必 須瞭解「占中運動」的本質及社會背景，但同時也應留意到，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後這個政治改革關鍵時刻，其憲制責任是責無旁貸的。借鍳「反英抗暴」後港英政 府大力推動社會政策改革的經驗，在香港回歸後的管治及發展問題上，中央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主動的角色，重新建立官民互信關係，並將中港關係由過去側重愛國 愛港陣營的傾向扭轉過來。

「一國兩制」是偉大中央領導人鄧小平同志的構想。「一國兩制」最偉大的貢獻不僅是純粹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對香港處 理的問題，更重要是讓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地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共存於一個國家的政體內。要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有必要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一些發 展的必然規律，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相配應的機制和程式，處理好國家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中對治理及政治理解的差異問題。只有在《基本法》的 框架下，豐富「一國兩制」的制度內涵，方能在新時代下，讓香港成為治國理政的參考經驗，開創我國首個地方政府首長通過選舉產生的歷史先河。

香港能否在普選後，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並發展高品質的民主。現時很取決於中央政府在「占中時期」準確處理民意的走向；並為「後占中時期」提供重建中港良性互動及建立官民互信的土壤。

兩種立場的動向與未來發展

綜 觀「占中運動」一個月的政治立場動向，現時有兩支主流的普選立場：(1). 接受2017年在人大框架下進行一人一票普選，其後再作修改；(2). 認為按現時人大框架的決定，必然不會是真正的普選，可以接受現有人大框架下寬鬆的普選制度。根據觀察、訪談後，可以預期，上述兩種立場的受眾應分別占3成 及4成，而「占中運動」的組織者及學生所倡議的「公民提名」只有不足1成的支持者。 因此，如何有效地讓兩個主流立場有機結合，將會成為結束「占中運動」的關鍵。

第一、「占中運動」中有不少市民抱著觀望態度。運動的參與者中 主流是以立場(2) 為主，他們不認為「公民提名」符合政治現實，但在現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尚未作出任何許諾與讓步前，仍然會支持學生的行動。他們並不否定談判的可能性，也 不認為如果學生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將引發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應對示威行動。

第二、反占中者及持有立場(1)者中主要是現存制度下的既得 利益者。由於這些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集團及原來就對中央心存好感的市民，這種立場欠缺解釋為何現時人大作出的決定能夠給予香港一個確切的普選未來。 再者，當中有不少人在回歸17年來，在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的對峙關係中獲得政治利益，這種立場有3成左右支持者，成為反對「提名委員會」全面開放地區直選 及「公民提名」等方案的中堅力量。

第三、根據2010年的政改經驗，溫和民主派最後作出讓步，支持通過有關方案。這使得民主黨在後來選舉中 被指為「千古罪人」及「民主叛徒」。這次教訓，讓溫和民主派即使有機會成為立場(2) 的主要代表政治力量，但卻缺少政治勇氣推動談判，恐懼中央政府不會作出讓步，讓泛民激進派有機可乘。這使得民主黨及溫和泛民主派不願意與特區政府共同承擔 當中的政治代價。

第四、「占中運動」已經發展一個月，已對市民生活構成實質性的影響，但特區政府的拖延也讓一些佔領參與者變得更死硬。在近 日集會現場的調查中，已有6成參與者已有佔領1年的打算。由此可見，事件的時間性越長，一方面讓立場(2)的支持者逐步減少，並將使支持學生「公民提名」 的邀進支持者逐步增加；但這卻對於立場(1) 不見得會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構建政治平臺緩解「後占中時期」的民主陣痛

通過上 述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妥善處理「後占中時期」對香港2017年及以後政制發展的影響，要修補民主過渡時期的政治裂隙和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中央政府有 必要在此時此刻，採取主動、開明態度，構建一個有廣泛政治代表性的和解政治溝通平臺，讓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陣營、泛民主派、商界代表及各專 業領域領袖參與其中。

第一、政治和解平臺實際上有政治必要性，並有先例可循。分析港英政府在「後六七暴動」的應對經驗，能讓港英政府能夠繼 續有穩定的管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建立一系列的諮詢制度，用權力下放的方式，讓社會的壓力及不滿能夠從下而上得到疏導。這也是一直劉兆佳教授引以為傲的 「行政吸納政治」制度。因著這些政策諮詢制度，社會的訴求也透過社會福利及大型社會建設得到有效回應，改變了經濟分配模式及階級結構。

根據 過往經驗，構建政治平臺協商，能讓中央政府與香港各界總結過去及協商未來香港管治的願景和方向，有利於普選以後市民和各政治勢力產生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培 養政治忠誠，並且豐富《白皮書》裡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內涵。這是“一國兩制”在《基本法》框架下的相配應的機制，讓中央政府真正履行對地方政府的管 治權，一改以往「被動」的角色。有關政治和解及協商平臺所討論的結果，將會成為長期性的政治共識，為2017年以後的政治環境劃下清晰的政治底線，建立相 對穩定的政治生態。

第二、香港政治制度將會經歷民主陣痛期，構建政治和解平臺可以緩解陣痛期的政治震盪。參考西方民主化的經驗，凡是民主選 舉得來容易及由外力強加的民主制度，往往是不牢固而且劣質的。香港由港英政府年代強行推動民主化開始，直至2017年歷經多次大型公民社會運動，成功植入 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參與及政治意識。這使民主化在香港變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必然令香港政治光譜及版塊重新整合，而且政黨及選 民立場將會在未來2屆大幅度調整。其中香港獨有在經濟及階級立場作為政治裂隙以外，更有以親中與反中立場作為第二政治裂隙，故有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之 分。

為了讓這次「占中運動」不至於變為「本土主義」力量，並令「獨立主義」勢力抬頭成為未來政治光譜上的一隅，中央政府應搶在前面，調整過 往看待泛民主派的態度，利用政治和解平臺，讓泛民主派的溫和陣營與愛國愛港陣營中有執政能力的政黨結合，成為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力量。長遠來看，此舉將有 利中央政府處於的管治位置，平衡愛國愛港陣營與溫和的反對派勢力，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

第三、有關政治和解平臺，不僅是解決當前政治危機 和建立官民互信的起點，也是中央政府吸納香港政治人才的理想時刻。香港在前途談判期間，曾經組成了兩個主要以民間代表及社會精英為主體的協商組織：「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不僅為「一國兩制」的落實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也孕育了今天香港政治主要的精英領袖。而這些政治 領袖其中不少仍然是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舉足起重的人物。但是在回歸17年以來，不論愛國愛港陣營或泛民主派陣營政治人才都無以為繼。種種跡象顯示， 「占中運動」的爆發和失控，反映現有政治勢力已經無力於控制當前形勢，並且脫離了群眾。

在這個世代交替時刻，中央政府理應主動建立一個政治和解平臺，商討香港未來，並定下願景和方向。此舉相信會重演基本法草擬期間達成共識的歷史，讓明日的香港領袖建立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和信任，同時也讓中央政府吸納香港回歸後孕育的政治人才。

我 們深信，上述“政治協商平臺”不僅是解決當前“占中”僵局的妙藥，更重要是讓中央政府重新調整治港方略的重要一步。只有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不斷豐富 《基本法》裡中央政府的管治角色及政治涵意，理順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採取制度的方式扶植「建設性反對派」，方能緩解香港民主化的陣痛期，讓中央政府無後顧 之憂，令香港在我國的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下，繼續安定繁榮。

作者簡介：

林朝暉，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