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明報 2016-03-24

回歸以來，中央的治港思路是在緊握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充分利用《基本法》的解釋權和特首任命權，來確保政制發展、行政長官不會超出中央預期；而香港本地的經濟、社會政策範疇，則全由特區政府負責。中央相信這種政治政策分工式的「一國兩制」中央與地方關係，可以保障香港繁榮穩定。不過回歸以來，這種管治假設通過實踐證明，此路不通。

反思需要怎樣的中央與香港關係

中央政府在香港管治中起主導地位的管治思路，顯然是一眾泛民支持者所不能接受。可是，中央政府的強勢不單是回歸後一直以來的政治現實，而且法理上也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規定。然而，中央究竟在香港管治上應扮演何種角色，值得仔細推敲。

回眸過去，回歸後中央與香港關係大概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回歸初期的「沉潛期」。此時期中央極力避免對香港事務有任何公開表態，相信照搬港英政府一套即可；但明顯是誤讀及低估了倫敦當局及殖民地部對港英管治的影響。第二階段是2003年後的「主動期」。此時對港部門開始積極在政治（選舉助戰）、經濟（CEPA）等方面部署。這些政策得宜，救本港經濟於困境。加上2008年奧運會激起國家認同感，使得市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提升。

隨着2010年政改後局勢升溫，迎來了第三階段「擴張期」。此時，參與香港事務的不單有長期浸淫在香港事務的中聯辦、港澳辦官員，也包括其他「中途出家」者。比如某些部門主導內地輿論，對香港資本社會實際情况不求甚解，肆意評頭品足，加深國內民眾對香港的誤解，惡化兩地矛盾，也間接加深中央領導人對本港產生負面印象，構成管治氛圍。另外，對港部門在人脈及信任的局限，民情收集偏重於建制派、工商界等人士，對一些本地政治爭議的來龍去脈缺少全面、客觀的證據支持，捕風捉影，誤讀形勢。當局勢轉壞時，卻可以將責任輕易推諉於反對派甚至外國勢力之上。這類說法卻使最高決策部門無從考證，反之強化「治亂世用重典」的強硬觀點。這些種種均使得中央政府在前些年苦心在香港市民心目中建立的威信毁於一旦。

反思這些歷史，中央政府在確立基本法裏中央在香港應有的管治角色時，個別部門卻人為地扶植一些以方便管治為目的的利益集團。恕筆者直言，這些群體搖旗吶喊、生事邀功，行事手法拙劣，令本港大多數中產、專業人士感到錯愕。在部分市民眼中，所謂「愛港力量」在佔中商討日衝擊現場，與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議情况如出一轍。理想再高，手法也應道德。當政治談判失敗、共識不能達成後，市民紛紛轉投街頭抗爭，但學生領袖卻無法控制局面。此外，特區政府的政治敏感度不足，公關處理手法欠妥（例如在《施政報告》中談到一本港人不以為然的《學苑》，或在政改關鍵時刻向國外媒體表達普選將使得政策向收入較低的市民傾斜等），「小事化大」，刺激社會氣氛，致使特區政府與反對派陷入敵對狀態，間接令香港大眾質疑中央政府建立官民互信的誠意。可惜的是，目前中聯辦作為在港唯一可以直接派駐官員的前線部門，其選舉助選以及溝通本地各界的角色相互衝突，長期陷入與本地政團的泥漿混戰中，也難以抽身思考大局（註）。

展望將來，符合中央和香港本地的共同願景，應是中央在香港管治中扮演恰當的管治角色，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有效協商及擺平香港本地各利益持份者，讓市民安居樂業。

支離破碎的香港政局 怎麼破？

權力的意義，不在基本法條文上字斟句酌。中央政府對任何黨派不偏不倚，讓特權階層能以大局為重，為本港中層、低層市民妥善處理具爭議性的社會民生、經濟發展議題，使政治生態回到正軌，基本法、「白皮書」中的「權在中央」才能站穩政治道德高地，讓香港普羅市民重建「一國兩制」信心。這正是國家領導人所稱道的管治心法——權力來源於民、服務於民。

種種亂象在歷史洪流中猶如小插曲。如今，對港部門過分執著於治理極端勢力，並耗費大量資源來保住立法會議席，陷入本地利益集團的鬥爭思維上，不能抽身其中。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份執著是不智的。

中央在香港管治中應該擔當的角色，是成為超然於本地利益集團的公正人，對不同政見者不偏不倚，糾正扭曲的經濟、政治格局。這不僅可以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癥結，讓學生重新回到校園，更為國家治理資本主義社會補上寶貴一課。

香港興亡 匹夫有責

如今，特區管治權正逐漸瓦解。立法會對抗持續、極端主義抬頭，代表舊勢力的政黨將被新興政黨所取代。議會制度失靈，只會使更多市民選擇支持議會外的抗爭，政府管治難度有增無減。議會功能是立法、監察政府，始終需要以政治為終生事業的專業從政者。不過當下立法會已被大半兼職議員佔據，議政素質不堪入目。但可以預期，來屆將有更多社會運動家以及涉世未深的學生踏入議事大廳。縱使2017年特區政府換屆換人，也對當下亂局於事無補。

作為協商的另一方，泛民也應肩負與中央共同協商築構香港未來的重任。值得注意的是，泛民長期與中央溝通的過程中，往往失卻中央與地方（特區）關係的底線原則，長期視基本法為政治工具，輸打贏要，一方面引用基本法第18條指「一地兩檢」不可行，但又將基本法第23條的憲制義務視如無物。筆者無意為基本法辯護，但是泛民主派有責任提出一個邏輯一致的說法，向中央及市民解釋清楚「一國兩制」的政治界線。只有這樣，才能推進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互信。

香港著名影視作品《武狀元蘇乞兒》中有這樣的結局：蘇燦以丐幫幫主身分入宮面見咸豐皇帝，咸豐望蘇留京為官，蘇燦拒絕，但咸豐不安曰：「你丐幫弟子幾千萬，你一天不解散，叫朕怎麼安心？」蘇回道：「丐幫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決定，而是由你決定的。」贈予中央、泛民共勉。

註：林朝暉、吳舒景（2015），〈左右為難的中聯辦〉，《端傳媒》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北京大學雙碩士，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