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在即，許多政黨政團皆以「要求梁振英下台」（Anyone but CY）作主打議題，似乎是香港回歸近20年來唯一能夠讓建制、泛民和專業人士取得共識的一件事。回望梁特首過去4年的表現，其民望評分一路向下，與各政治勢力關係緊張。如果2012年選舉委員會是根據民意走向而把票「由唐轉梁」，那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也不難預見。

筆者在此不談梁特首的功過得失，只想指出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假設梁振英並不獲得連任機會，如何讓特首體面地下台？當香港回歸20年，產生數名前特首的情况下，卸任特首的角色問題也應提上議程。

一國兩制情况特殊 特首地位可大可小

探討前任行政長官的地位，不是對其個人面子和仕途的考慮，而是在不同政體中，前任領導人及政府首長的政治地位和功能都甚為重要。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而特首作為香港的政府首腦，在世界上及國家體制中有較特殊的位置。因此，針對此作出相應制度安排需被理清及重視。

首先，為登上權力高峰的政府首腦提供誘因和保護機制，才能讓其勇敢果斷地對制度中穩固的既得利益勢力開戰，牽動一些社會長期不敢觸碰的痛點，造福話語權較弱的普羅大眾（表1）。在香港，無論是前任特首董建華或現屆梁振英，當他們試圖推行有損本地商界利益的政策時都會受到針對其個人或團隊的攻擊。一個以政治為終身志業的政治家，在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時，大多數人也不會賭上「晚節不保」的風險來圖謀私利。確保政治領袖卸任後在財政、個人安全方面有所保障是各國對前政要的基本福利。給予特首體面的晚景，也是鼓勵繼任者鼓起勇氣挑戰上層建築的種種政治經濟禁忌。

第二，由於卸任領導人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更在某程度上代表着政體和政府的尊嚴，一般都會成為政府的重要資產，繼續承擔部分職能。例如，美國公民在北韓被拘禁，通常由卸任總統出面談判。這既突顯政府的重視，原則上也無損現屆政府的外交立場，而以前總統的外交領導能力和經驗，也能夠游刃有餘地應對危機及政府內部運作問題。

且談去屆特首曾蔭權，他曾領導香港應對1998年金融風暴，成功擊退炒家，贏得各國政府的讚許和尊重。他任內推動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進一步謀求香港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的努力亦有目共睹。曾特首在公共財政、經濟及金融上的才能和經驗，當前我國財金官員難與之比肩；可惜他目前官司纏身、投閒置散而無從發揮。

在國家金融體制仍在規範化的進程中，官員既然面臨「摸着石頭過河」的不確定性，急需用人之際，前特首的角色和經驗或可派上用場，為轉型作參謀。此外筆者隨想，現下陸台關係緊張，香港特首作為中國高級官員（被視為介乎於副國級與部級之間），以其特殊角色，作促進兩岸溝通互信之橋樑、推動有意義的關係修補，也可發揮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應有之義。

第三，特首作為北京和香港間的紐帶，如中央能在其卸任後公允地評價其任內的表現，是彰顯中央貼近民情的表現（表2）。董建華先生在其任內雖無大治也無大過，整體民望相對較高，卸任後便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中美外交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曾蔭權先生任特首時對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小修小補，但一些較具爭議的法案如政改、最低工資、高鐵等都因他與反對派的關係良好而獲議會通過；雖被左派人士懷疑他是否愛國愛港，但不能否認他在任時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對國家的認同感都達歷史新高。當然，我們並非因此放棄追究他的不當行為，但他的遭遇難免使後來者有兔死狐悲之感。

特首卸任後所獲的待遇與其在任時的貢獻是否匹配，將影響市民對中央政府的觀感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現屆特首梁振英上任前開出許多選舉承諾，直指房屋、貧窮等深層次問題，最終卻淪為空頭支票。在本屆政府管治下，香港整體表現倒退：市民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議會陷入混亂、建制商界內訌不斷。假設大眾不認同特首的施政，而卸任特首卻能得到晉升機會，只會徒增央港隔閡。公平體面的獎懲安排，是真正體現中央與特區關係的重要環節，遠比述職座位安排更值得深思細化。

即使下台 也要體面

筆者以上種種論述，皆為強調讓特區首腦體面下台的必要性。有些政體的法規中，前首腦的刑事責任可被豁免，也有新任領導人會運用赦免權赦免前任，保留政府威信。香港暫未有此類規定，但如有的話，曾蔭權是否能將功贖罪？而如果涉嫌收取UGL款項一事免責，現屆梁特首又會否願意放棄連任？

讓特首體面地下台，事關政府的尊嚴；給予公允的評價、作出公平的獎懲，為的則是善待人才，不使有志從政者失望寒心。茲事體大且影響深遠，不妨早一些未雨綢繆。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鄭媛文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