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明報 2016-07-11

佔中結束後，香港政局陷於持續僵持的狀態。內地與香港間、本地政治派系間的相斥經常能見諸媒體。官方先後提出「一帶一路」、青年教育等政策方針，而年輕本土政團則提出「二次前途公決」、「港人自決」甚至獨立的倡議。其實任何倡議過分執著於「一國」或「兩制」，無視兩者不可偏廢的原則，並無助化解真正導致陷入僵局的政經利益結構矛盾。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提議召開連接中央、特區政府以及香港各界的「港是會議」。早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提到應建立恒常、具包容性的更高諮詢框架。這些意見與筆者在佔中期間多次撰文倡議的政治協商平台如出一轍（註），即參考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做法，由中央邀請本地各界就如何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通過協商共同尋求解決之道，將此建立恒常溝通機制，推動良性互動。

受篇幅所限，本文旨在指出當前政治僵局下，若然選擇以政治協商作為解決問題手段時，有哪些前提條件、政治現實是中央及香港各界務必深思。

香港正為空喊「獨立自決」埋單

否定獨立和前途自決，相信是促成中央和香港各界協商基本底線。其實，目前只有大約一成的港人認同有關提議。這種提議只會違反一國兩制的基本底線，加深央港之間的官民誤解，破壞多年累積下來的互信。更重要是，還把大多數公眾的目光錯誤聚焦在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方向之上。

過去兩個月，筆者與多個本土組織的領袖訪談，他們大多數清楚港獨是不可能獲得多數市民支持。他們抱着冒險心態，為的是「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受訪者語）。新興本土組織高舉鮮明的自決旗幟，除了是組織發展、選舉策略考量外，更是一種牽制泛民的政治博弈籌碼。更可怕的是，迫於政黨生存問題，溫和泛民亦只能無奈地舉起自決的旗幟，泯滅了溫和建設民主香港的良願，將已經惡化的央港關係推入深淵。

當下傳媒和社交媒體的版面已經淹沒在各種本土、自決的誇誇其談之中。個別本土勢力更動輒批評其他心繫基層生活狀况、工人勞動權益或國內同胞權利狀况的組織「行禮如儀」。本土勢力確實搶奪了輿論焦點，但當問及於救港之法時，卻幾近把一切政策問題全數用「央港關係」作為託辭。試問香港與內地經濟唇齒相依的今天，倘若真的採取兩地隔離政策，受苦的難道不也是普羅市民嗎？

進一步說，在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下，激進政綱也激化保守勢力，為極左意識形態提供論述空間——繼有北京官員提出「動槍動炮」之說後，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屈穎妍女士也撰文推崇「一國一制」。再者，一些愛港組織搗亂佔中商討日的抗議手法，和泛民激進組織搗亂政府諮詢的手法難道不是如出一轍嗎？

香港已經在為各種空喊的港獨、自決的口號「埋單」。政治協商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讓政治生態撥亂反正，讓政策議程重新聚焦在多數市民真正關心的問題上。

超越既得利益結構窒礙的協商平台

平台應該不僅為了解決曾主席所提出的基本法、一國兩制等政制問題而存在。羈絆香港的始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所解決終究還是經濟社會制度是否滿足市民所關切的。若以中央政府的話來講，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對於大多數市民而言，一國兩制如何實施其實並非最為迫切的。香港市民從回歸初年公認的政治冷感，到近年不少人投身參與社會運動的政治覺醒，很大程度上是回歸後政府屢屢改革未果，普羅市民不單未能夠享有經濟發展成果，而且生活甚至每况愈下。

困惑3任政府之久的管治問題，總是離不開產業結構失衡、分配嚴重不均、樓價高企、退休缺乏保障等經濟民生問題。遺憾的是，在當前政治制度下，即使普選得以落實，以工商界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仍能左右大局，大刀闊斧改革仍難以落實。每當政府試圖觸碰稅基、土地房屋、產業結構、勞工福利等結構性問題時，總有意外狀况：法案要不無法通過，甚至根本無法納入議程，一些突發的管治危機轉移政策焦點，主事官員各種醜聞在關鍵時刻被揭發……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各種法律雖嘗試劃清「權力」和「影響力」間的曖昧關係，但前者卻還是受到無形的後者所擺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集團意圖通過影響政治來保護自身利益，幾乎是無可避免。即使是民主自居的美國，其財權交易也被長期詬病。商界可以透過產業對經濟影響和合法的選舉捐獻，來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本港工商界已經主宰產業命脈，但政制上仍不成比例地讓工商界把持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的席位。對此，中央有關部門是否值得深思：如何向市民合理詮譯保留功能組別的意義，而並非包庇特權？過去長期倚重工商界與建制派合組的管治聯盟，在關鍵時刻是否真正同心同德，發揮應有作用？中央各種惠港政策，試問有多少真正讓香港普羅市民受惠？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過去多月不少人士撰文寄望重啟政改。當下議會、輿論已陷入左右對立的喧囂中，筆者認為，重啟政改只會令央港再次在提名委員會上僵持不下。所以，倒不如先務實地攜手共建政治協商平台，為互相理解邁前一步。

促進共識的、更高層次的諮詢架構，應能讓意見相斥的各方促膝而談。筆者認為，適度調整中間力量的代表性可有效收窄分歧。在制度設計上，協商平台應該促使邀進、保守雙方向中間靠攏，確保不會陷入極端勢力劫持大局的窘境。

筆者倡議多時的協商平台（見表），應是跨階層、政治勢力，公允總結回歸近20年得失，透過協商解決長期無法妥協的節點，正面回應市民的謙卑訴求——不同階層的市民，都能夠在政治上得到有效的傾聽，在經濟上獲得公平分配，在生活上享有基本保障，讓社會公平、正義等共同價值得以落地實踐，讓香港市民體會到制度真正捍衛自己的利益。

一國兩制已經走在制度的關節點上。對港部門應認清，回歸20年後，政制改革的意義已經與「民主抗共」了無關係。時日證明，當年倡導「民主抗共」終歸還是心繫家國的。當下推動央港共同協商政經改革，其歷史意義甚至是幫助國家應對3000年未有之變局，建立模範的資本主義城市。這種實踐經驗，甚至更可作為國內主要城市改革轉型的借鏡。

註：林朝暉、吳舒景〈「政治協商平台」作為解決佔中僵局的出路〉，刊於《明報》2014年11月27及28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全文轉載連結：www.cahkms.org/ResearchSound/yjzsContent_377.html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學聯前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