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明報 2016-02-20

青年的生活壓力、高樓價、在職貧窮乃至發展空間有限，均是經常受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立法會此前發表的《香港的社會流動》報告中指出，由於經濟缺乏新增長點，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增長和社會流動受到一定的抑制。在現時的產業結構下，著實難以讓年輕人學以致用，實現社會流動。

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的矛盾
香港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已非新鮮事。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07年至今，傳統四大產業佔本港GDP平均保持在58%左右。比較四大產業與六大優勢產業，雖然六大優勢產業GDP複合增長率（CAGR）達9.71%，高於四大產業5.36%（香港整體GDP的複合增長率為5.30%），而六大優勢產業佔本港GDP比例也從7.40%上升至9.09%，但不難預期，短期內香港的產業結構不會有太大變化。

對於青年就業而言，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最大影響在於市場對勞動力需求過度集中于支柱產業。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2013年四大產業為47.3%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依勞工及福利局《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推算，2022年時四大產業的勞動力需求（1,968,100人）仍能佔屆時總人力資源需求52%。在產業結構的限制下，考慮到日後出路問題，青年升學趨向于選擇相關的專業（如金融、會計等），限制了對其他領域感興趣的青年的升學和就業選擇。

香港青年協會去年一項針對青年就業出路的調查中，發現青年視升學機會作為選擇出路時的重要考慮。但依據上述推算報告的資料，學歷達研究院程度的勞動人口在10年間（2012至2022年）以年均5.1%速度增長，並預計於2022年佔整體勞動人口8.6%，而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勞動力短缺則達15萬人，部分行業如建造業將出現嚴重勞工短缺。整體教育水準提升對知識型經濟體系而言無疑是好的，不過高學歷人才供給過剩帶來學歷貶值，再加上青年相信提高學歷是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途徑，無疑會進一步加劇學位競爭。

學生、家長乃至老師對職業教育抱有偏見，而以學術教育為核心的專上教育卻無法解決青年職業發展的瓶頸。專上教育投入之高與人力資本收益低下之間的差距，或多或少使青年感到前路迷茫。

外地就業機會與本港青年發展選擇
改變宏觀產業結構、改善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顯然非一朝一夕之事。對於本地高學歷青年來說，到外地就業或許是實現自我的另類途徑。綜觀全球，無論是出生於英國、法國、美國等的歐美青年，還是生活在國內大中小城市及農村的內地青年人，均不會把就業選擇局限於出生地之中。香港青年大可放眼世界，到外面看一看。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香港知識型人才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仍是有一定競爭優勢。香港青年通曉中英文，瞭解國際、華人社會，再加上本地優質教育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較高，均為本港青年在境外創業、就業提供良好條件。
近年，雖然特區政府鼓勵青年「近水樓臺」到國內求職。中央政策組委託中大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的社會態度》調查中，有過半數的15至29歲年輕人表示接受到內地就業的機會。隨著中港兩地民間交流日深，到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增加，加上內地各行各業發展多樣而迅速，可預期北上發展之路將為更多青年所接受。

不過，內地就業也非全然光明大道。首先，香港青年與國內在海外求學的「海歸」景況相似。由於對中國市場發展、職場文化瞭解不夠，在求職時存在一定困難。再者，內地相關制度條件並不成熟，對港人的身分、就業、住屋、教育、社會保障等管理上，中央政府雖有統一的原則性規定，但地方政府落實時卻出現行政上的「條條塊塊」問題，配套政策有所滯後。

人才規劃宜深思熟慮
特區政府在引導青年人向外就業時，不宜側重個別地區，忽略了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間的「超級連絡人」定位。無論教育體系還是人才輸出的政策，均應先進行科學研究，充分考慮香港如何與鄰近地區在產業、政策、人才方面優勢互補。
特區政府在宣導青年人到境外發展時，除了注重拓寬視野外，也應向青年普及境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法律法規等知識，使其具備適應社會環境差異的能力。此外，政府也可對有意到境外發展的、有需要的青年人提供資訊甚至津貼等資源協助，並積極向鄰近地區爭取對港人的政策支持，讓香港青年能安心在更寬闊舞臺上施展才能。

作者簡介：

車苑瑩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鄭媛文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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