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明報 2016-02-20

青年的生活壓力、高樓價、在職貧窮乃至發展空間有限，均是經常受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立法會此前發表的《香港的社會流動》報告中指出，由於經濟缺乏新增長點，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增長和社會流動受到一定的抑制。在現時的產業結構下，著實難以讓年輕人學以致用，實現社會流動。

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的矛盾
香港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已非新鮮事。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07年至今，傳統四大產業佔本港GDP平均保持在58%左右。比較四大產業與六大優勢產業，雖然六大優勢產業GDP複合增長率（CAGR）達9.71%，高於四大產業5.36%（香港整體GDP的複合增長率為5.30%），而六大優勢產業佔本港GDP比例也從7.40%上升至9.09%，但不難預期，短期內香港的產業結構不會有太大變化。

對於青年就業而言，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最大影響在於市場對勞動力需求過度集中于支柱產業。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2013年四大產業為47.3%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依勞工及福利局《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推算，2022年時四大產業的勞動力需求（1,968,100人）仍能佔屆時總人力資源需求52%。在產業結構的限制下，考慮到日後出路問題，青年升學趨向于選擇相關的專業（如金融、會計等），限制了對其他領域感興趣的青年的升學和就業選擇。

香港青年協會去年一項針對青年就業出路的調查中，發現青年視升學機會作為選擇出路時的重要考慮。但依據上述推算報告的資料，學歷達研究院程度的勞動人口在10年間（2012至2022年）以年均5.1%速度增長，並預計於2022年佔整體勞動人口8.6%，而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勞動力短缺則達15萬人，部分行業如建造業將出現嚴重勞工短缺。整體教育水準提升對知識型經濟體系而言無疑是好的，不過高學歷人才供給過剩帶來學歷貶值，再加上青年相信提高學歷是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途徑，無疑會進一步加劇學位競爭。

學生、家長乃至老師對職業教育抱有偏見，而以學術教育為核心的專上教育卻無法解決青年職業發展的瓶頸。專上教育投入之高與人力資本收益低下之間的差距，或多或少使青年感到前路迷茫。

外地就業機會與本港青年發展選擇
改變宏觀產業結構、改善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顯然非一朝一夕之事。對於本地高學歷青年來說，到外地就業或許是實現自我的另類途徑。綜觀全球，無論是出生於英國、法國、美國等的歐美青年，還是生活在國內大中小城市及農村的內地青年人，均不會把就業選擇局限於出生地之中。香港青年大可放眼世界，到外面看一看。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香港知識型人才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仍是有一定競爭優勢。香港青年通曉中英文，瞭解國際、華人社會，再加上本地優質教育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較高，均為本港青年在境外創業、就業提供良好條件。
近年，雖然特區政府鼓勵青年「近水樓臺」到國內求職。中央政策組委託中大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的社會態度》調查中，有過半數的15至29歲年輕人表示接受到內地就業的機會。隨著中港兩地民間交流日深，到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增加，加上內地各行各業發展多樣而迅速，可預期北上發展之路將為更多青年所接受。

不過，內地就業也非全然光明大道。首先，香港青年與國內在海外求學的「海歸」景況相似。由於對中國市場發展、職場文化瞭解不夠，在求職時存在一定困難。再者，內地相關制度條件並不成熟，對港人的身分、就業、住屋、教育、社會保障等管理上，中央政府雖有統一的原則性規定，但地方政府落實時卻出現行政上的「條條塊塊」問題，配套政策有所滯後。

人才規劃宜深思熟慮
特區政府在引導青年人向外就業時，不宜側重個別地區，忽略了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間的「超級連絡人」定位。無論教育體系還是人才輸出的政策，均應先進行科學研究，充分考慮香港如何與鄰近地區在產業、政策、人才方面優勢互補。
特區政府在宣導青年人到境外發展時，除了注重拓寬視野外，也應向青年普及境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法律法規等知識，使其具備適應社會環境差異的能力。此外，政府也可對有意到境外發展的、有需要的青年人提供資訊甚至津貼等資源協助，並積極向鄰近地區爭取對港人的政策支持，讓香港青年能安心在更寬闊舞臺上施展才能。

作者簡介：

車苑瑩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鄭媛文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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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明報 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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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明報》  2016-01-06

早前，香港區議會選舉曲終人散，「傘兵」表現成為選舉的聚焦點。一水之隔的澳門，《基本法》雖賦予了特區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權利，但回歸16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未設立相關機構。對於條文是否落實、如何落實則一直在政治議程上缺席。直至2015年施政報告，特首崔世安才表明研究設立，並於2015年11月公佈的2016年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籌設市政機構。至此，坊間對市政機構的組成、定位、功能有各樣的猜測。

市政機構的前世今生澳門基本法針對市政機構的設立，主要體現在基本法第95條及第96條，分別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及「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這兩條條文與香港基本法針對區域組織的設置（見香港基本法第97條、第98條）相似。回歸以前，澳門設有兩個市政機構，分別為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內並設含有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回歸後，兩廳的大部分市政功能，包括文康、街市、渠務等由政府體系內的民政總署承擔。然而，具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並沒有隨之保留。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沒有設立市政機構，一直被部分學者認為，使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產生缺陷，因而一直要求恢復設立，以滿足基本法附件一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有市政機構成員代表參與組成的要求，彌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制度缺陷。

行政長官在第四屆特區政府開始之初，提出重設市政機構，正合時宜。第一，若籌組過程順利，可於2019年澳門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前，填補過往因市政機構的缺失而造成選舉制度上的缺陷，讓選舉委員會內包含新成立市政機構的代表。第二，其設立亦有利於基本法在澳門的準確落實。2009年澳門立法會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相反，基本法第95條、第96條長久以來未能落實，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履行責任。推動市政機構的設立可視為基本法在澳門本地進一步實踐，對完善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有重要意義。

第三，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對名目繁多的諮詢委員會的改革步閥。2016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穩步推進各個範疇諮詢組織的重組或整合，拓寬居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的管道。至此，回歸已經16年，昔日的政治明星逐漸踏入退休之齡，各政治力量新一代政治人才的接班問題已浮出水面。然而，澳門政治舞臺有限，恰恰正是政治人才培養面臨的死結。恢復設立市政機構，無疑為政治人才，尤其對培養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試煉台。

青年人才試煉台澳門地方細小，人口有限，特區只設立一級行政層級，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亦沒有如香港一樣，各區均設立具諮詢性質的區域組織。長久以來，澳門社會的議政論政的空間有限，許多與地區相關的民生性事務亦要在特區立法會討論，議員在議事殿堂除要處理各項法律制訂外，亦須關注各大小地區性事務，議政效率一直未能提高。因此，按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市政機構的重設，無疑增添了地區議事平臺，讓地區性的民生事務回歸地方處理，從而提升立法會議事效率。

青年政治人才的培養並非是口號式的議題，充足的平臺與機會對政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議事平臺的不足，間接對培養澳門青年政治人才造成阻礙。眾所周知，各式各樣的社團是澳門政治的主要載體，社團在培養政治人才上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是，社團並沒有足夠的發揮平臺，讓培養的第二梯隊展現才能。有別于香港，區議會被視為是青年梯隊向上流動的踏腳石，梯隊可透過在區議會的歷練，做好地區工作，鞏固地區基層選民的支援，並由地區事務出發，廣泛參政議政，從而向上流動，成為一線政治新星。

姑勿論未來市政機構的架構、功能與組成方式，根據基本法第95條要求，市政機構必然包括「非政權性」、「諮詢性」與「服務性」三大特質。同時，亦可預見現有的諮詢委員會，尤其是2008年成立的3個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中所討論的各項地區性民生事務議題，會與未來的市政機構整合，相關的議題亦將撥歸市政機構展開討論。新增一層的議事平臺，能讓社團培育出來的政治人才，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其政治理念與個人思想亦能得以展現。

市政機構無疑為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更多機會。增加一層諮詢層級，會間接鼓勵社團和市政機構設立地區助理等崗位，給予有意參政、服務社會的青年人一個實踐的機會。而且市政機構可以培育青年政治人才也非紙上談兵，在澳門是有跡可尋的。例如現任立法會直選議員區錦新，在回歸前任市政議會成員，並于回歸後成功躍升至立法會議事堂。

預料中央對市政機構選舉設限今天，提出重設市政機構，無疑引起了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擔憂，擔心市政機構為反對派提供又一發聲的平臺，對澳門回歸以來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更懼怕把香港政治文化的特質帶入小城。對此，筆者認為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反過來說，議事平臺的增加亦同樣為建制派帶來機遇。回歸以後的各屆立法會選舉，屬建制派的傳統社團得票一直下滑，建制派亦需要增設平臺，為民發聲，爭取選票。「12‧3」事件以後，傳統社團深耕社區，在社區構建的網路優勢是民主派無可比擬的。對建制力量而言，其除可鞏固自身鐵票之餘，亦能開拓嶄新票源，並為政治明星的更新換代作好準備。

現時社會各界對於市政機構的功能界定、許可權設置、機構組成、民選成分都有廣泛而具建設性的討論。不過，可預料的是，中央與特區政府將會對市政機構的選舉元素設置一定限制，規限其作用僅在於提供具諮詢性質的意見。考慮到澳門當下的情況與基本法的明文規定，我們固然無法將澳葡時期的市議會經驗照搬至現在，但是，單從政治人才的培養方向而言，其設立值得各界期待。

作者簡介：

梁俊傑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成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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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全然諉過於教育之上

近日，北京召開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座談會，該會議題聚焦在香港青年問題上。會上學者們對於青年人成為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權威主力的原因議論紛紛。會後，會長、部分副會長及理事們先後在公開場合上指出關鍵是「教育存在理念性問題」。他們認為，當前香港教育的國家民族認同、國家安全和利益等部分缺失，因此，國民教育應有所加強。

回歸以來，不論特區政府的宣傳還是課堂的公民教育，都片面闡釋一國兩制下中央只有國防與外交權，而關於《基本法》載明的中央八大權力（包括立法監督權、人事任命權等），還有單一制國家體制下特區權力的管治權來源等核心問題卻鮮有觸及。「香港有否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責任」，以至「普及平等的選舉是什麼」等問題，左校、直資和其他學校之間的說法迥異是眾所周知的。

誠然，青年問題已寫在特區政府和港澳研究會的議程上。然而，若我們追本溯源，「教育的缺失」真的是當今香港青年問題的癥結嗎？絕大部分佔中的年輕人都是回歸後接受本土的基礎教育，這套教育制度既產出了會長所言之「毒豆」，但也不乏「甜瓜」。依筆者之見，這兩類學生本同末異，我們實不宜全然諉過於教育之上。實際上，香港當下真正的青年問題，乃是全球化、資訊化下當代資本主義政體結構性矛盾的體現，也是香港政制民主化發展「久拖不決」刺激下的產物。

現有制度無法疏導青年不滿

時下市場經濟的新寵兒，既不是土地或金融的炒賣者，更不是那些依賴資本或經驗的人。信息和知識爆炸的今天，最具市場價值的，是富有創意、批判思維，且能發掘潛在問題的人。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專業技術人員，因難以適應於瞬息萬變的環境，其市場發展空間今非昔比。因此，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對年輕一代有充權作用。年齡或資歷，已不再是決定成功的唯一因素。

青年人不斷被充權的同時，也要面臨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嚴重僵化問題，對於戰後出生的上一代來說是前所未見。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正機制，如福利、再分配制度等正逐漸崩壞。世界經濟危機中，這些措拖一再被政府和財閥視為問題根源。而且民主制度運轉相當依賴於財金支持，由財閥支持的主要政黨在增加福利開支、加強監管壟斷事業等議題上避重就輕。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面對危機時，經常顧左右而言他，提出無關痛癢的議題。而政府、政黨和傳媒卻陷入資本競爭的囹圄之中，實在難以從這些費神的議題上脫身。結果，急需解決的問題被無限拖延。

愈趨被資本價值扭曲的當下社會中，「接受現實」絕不是一個好的道德理據來說服年輕一代接受當前的社會體制。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競爭制度下，不同社會組織（如大學、公民社會組織等）逐漸被資本侵蝕；而政府、立法機關和傳媒等公共機構，又因財閥資本左右，失去其相互監察、捍衛公共價值和社會公義的應有作用。這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現有的制度安排無法疏導青年人的不滿。

青年人「反叛」非香港獨有

當今香港年輕人所認知的世界，比上一代更廣闊。他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自由地批評現存的社會制度，輕易地建構一套有說服力的正當性論述，且迅速而低成本地動員社會。對於他們來說，除了關注資源分配或向上流動問題外，參與社會運動絕非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建成惠及、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制度。顯然，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對漸進式小修小補早已失去耐性，而是青睞於徹底性的制度改革。

環顧全球，青年人「反叛」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也與他們國家、民族身分認同無關。以英國「反減支」（UK Uncut）運動為例，2010年保守黨以政府支出缺口為由，提出削減政府開支的動議，措施包括調高大學學費、削減退休金和殘疾福利津貼等。英國青年人於各渠道上提出反駁，指當局對政治獻金貢獻者的欠稅問題置若罔聞，若討回HSBC、Vodafone等大企業拖欠的稅金，就足以填補政府的資金缺口。不滿情緒激發學生佔領議會廣場，50萬名勞工遊行呼應。而後，削減福利法案在反對呼聲中通過。無獨有偶，去年香港佔中運動再次勾起了英國青年人對政治的不滿，激發新一輪「佔領民主」（Occupy Democracy）運動，這次政治抗爭行動矛頭直指英國整個政治制度，兩黨「黑箱作業」和政商勾結問題。

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及「百分之九十九運動」（99% Movement）的情况相當類近。除了宣泄前景迷茫、窮困潦倒的窘境外，美國青年人以行動表達對政治的不滿，他們認為，僅代表美國1%財閥的兩大政黨對於只有這1%美國人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不公平保持緘默，全然忽視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的餘下99%美國公民；而當經濟危機發生時，總是削減多數人的福利。

教育走回頭路實為下策

兩大資本主義強國的例子表明，現行的民主制度無法有效回應年輕人的政治訴求。 由年長一代所把持的政府、政黨、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改革思路恍如與青年人隔世。青年人看來，掌握權力的年長一輩解決的是當前、表面的問題，且傾向利用現成的手段，試圖在制度內和解。但對於青年人來說，不公義本來就嵌入於制度之中，矛盾又何以得到消除？

英、美和香港的「青年問題」如出一轍。我們可以從英、美和香港佔領現場中觀察到，年輕參與者意圖構建以空間為基礎的、瀰漫着「共產主義」氣息的模擬社區。青年人間「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修讀設計的學生以藝術美化空間；建築師為學生搭建學習桌；護理系學生自攜物資為傷員包紮；有人自願看守在場物資，並按需分配——既展現了「勞動光榮」，又沒有曠工問題，表現出高度的紀律性、自覺勞動及利他主義。

我們不是要對佔領運動有過多的浪漫描繪。青年人所實踐的是他們的公民意識和價值觀，間接反映了他們所想像的公平、正義社會。這種社會雖有值得置疑之處，不過，世界各地青年人卻不約而同地構建出類近的「進步」社會。這些構想與是否接受了國家、民族認同的教育毫不相干。

香港業已發展成以金融炒賣為核心特徵的金融資本主義。香港產業結構僵化，除四大產業能穩固生存外，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均有所窒礙。要讓香港脫離依賴傳統產業的怪圈，就必須開拓新式經濟產業，並迎合制度需要，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的新一代。我們固然不可能要求教育制度全然向英美靠攏，但是，創意教育、批判性思考以至於小班討論式教學等現代教育成功元素，卻應是經濟社會增長所需。經過多年努力，香港剛從單向知識灌輸的「填鴨制」轉向批判性教育，走回頭路實為下策。

疏導青年怨氣的辦法，應是改變糾結多年的政經結構性問題。回歸17年以來，香港給年輕一代呈現出來的不止是產業單一問題，更是有少數人享有左右政府施政的特權——紓緩跨代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社會政策因爭議不斷而無從落地，而取消遺產稅、紅酒稅等與普羅大眾無關痛癢的政策卻順利通過；大型項目超支頻生，官商勾結、貪污案件屢傳，更是激起公憤。民主不是萬能，普選落地也無法馬上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是，選票賦予選民改變現狀的希望，讓他們可以重新選擇，用選票懲罰不稱職的政客。

青出於藍勝於藍。青年人比上一代更具創意和批判能力，更善於發掘問題，對任何價值觀、意識形態有存疑、較真的精神。新時代賦權予年輕一代，令他們篤信個體的能動性，對現存的制度充滿懷疑，動輒反對任何組織、領導和權威。當然，這些想法仍有待驗證，筆者相信，社會世界自有網絡無法取代的部分。所謂實踐出真知，時間自會讓他們理解組織、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以教育治之 恐怕是藥石亂投

管治責任能否落實，在於中央、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能否睿智地推動政制及經濟改革，以收窄與社會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可以肯定，若然制度維持原樣，將無法適應更具公民參與意識、更明確的價值取向和更相信個體影響力的香港年輕市民。如何讓未來的政治制度、政策制訂過程能夠讓更多人感到公平和正義，不僅是中央、特區政府的政治議程，也是全社會應深思的。

我們應該理解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對症下藥，「一國兩制」才得以穩固地扎根於香港。試圖將政治及經濟權力分配不均的根本問題以教育治之，恐怕是藥石亂投。教育普及、資訊發達的今天，青年人的創意、批判能力難以與過去相比。筆者相信，即使設立國民教育，也誓不可能演變為「洗腦」課；同理，國民意識再堅定不移，也阻止不了社會運動的衍生。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生、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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