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作權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將得獎作品集結出版。

自得獎公告日起五年內，研究中心有權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及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且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二）參賽資格

參賽者須為香港居民

參選者僅可報名參加1次，每件作品的投稿者限1人。若發現重複投稿，將取消該參賽者的資格，並不列入評選。

（三）作品保留

所有參選作品及相關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四）個人資料

參選者需在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若被發現個人資料有誤，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領獎時需提供報名時提供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實之用方能領獎。

個人資料僅用於報名、身份核實及頒獎聯絡用途，賽事結束後，本中心將立即刪除，不作任何保存。

（五）格式要求

來稿若格式不合規定，將不列入評選。

（六）抄襲與侵權

任何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的作品，將被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稿酬及獎座，並公佈違規情形。所有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七）其他注意事項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未曾在其他比賽或出版物中發表。

參賽者應確保所提交的作品內容不涉及任何法律糾紛或侵害他人權益的情況。

本中心保留對所有來稿的編輯和篩選權利，有權刪除任何違規作品而不作另行通知。

如對投稿安排及相關計畫內容有任何爭議，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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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冠軍（1名）：

梁先生 – 《解碼香港 40 年樓市數據：重構土地制度，推動“擴大有產化”共融改革》

二、優異獎（3名，排名不分先後）：

劉先生 – 《培育愛國愛港的本地精英：當前香港人才困境的分析及對策》

陳先生 –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轉型之道——雙軌驅動下的戰略重構與國家戰略協同》

張女士 – 《全球地緣政治變局下香港的戰略定位》

三、入圍獎（20名，排名不分先後）：

何先生 – 《無島不旅遊》

徐先生 – 《從本土意識到家國認同：香港青年國家觀念的代際演變與重構》

談先生 – 《善用香港普通法優勢 推動大灣區規則銜接》

龔先生 – 《「善養在家」：香港居家養老創新路徑 破解人口老化與財政挑戰》

吳女士 – 《香港經濟的多重困境：結構性矛盾、分配失衡與轉型挑戰的深度解析》

李女士 – 《香港職業培訓體系改革與產業轉型對接策略》

林女士 – 《香港青年內地升學及回流工作狀況、困境及對策性建議》

陳先生 – 《以教育革新驅動香港經濟轉型：國際教育樞紐的構建路徑》

林女士 – 《循歷史脉絡 促城鄉共生：香港可持續發展新征程》

戴先生 – 《轉型之路：打造香港成為價值創造之都》

卓先生 – 《從金融中心到智識樞紐 香港以國際學術中心驅動經濟轉型的戰略藍圖》

黃女士 – 《以人工智能作引擎 共建深港大灣示範區——深化區域協同與制度創新》

龔先生 – 《信任不是自動生成，人心亦需耕耘：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挑戰》

何先生 – 《革新跨境安老政策 共建互惠互利的常青社區》

唐女士 – 《香港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發揮增值與牽頭作用》

李先生 – 《深化醫療體系改革 完善醫療融資模式》

張女士 – 《土地的矛盾 安居的課題》

黃女士 – 《鏈上香港：從金融創新到智慧政務的融合之路》

張先生 – 《搶救被科創時代拋下的中年人才》

關先生 – 《智慧城市建設：科技引領香港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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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交代背景，簡要介紹問題背景；

第二部分分析問題，分析有關問題的原因、影響；

第三部分提出意見，根據分析提出具體建議和解決方案，以推動香港的改革和發展。

六、篇幅

3000-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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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氣候變化挑戰，香港如何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制定實施更具前瞻性的環保政策，推動能源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
• 為提升城市可持續性和宜居性，香港如何在有限土地資源下，融入更多綠色元素？
• 為推動公眾參與環保，香港如何在現有基礎上，發揮更積極作用，應對環保意識不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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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平衡香港房價下滑及低收入群體置業難的矛盾，特別是在土地開發、重建舊區和公共房屋政策方面有何創新性建議？
• 房屋短缺、產業轉型均有緊迫土地需求，香港如何在面對土地供應限制和意見分歧挑戰下，有效增加土地供應？
• 為提升現有房屋質素，香港如何在現有基礎上，應對樓宇老化和維修成本上升挑戰？
• 如何利用科技、土地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創新，提升公共房屋及設施的供應效率和質量，應對土地資源有限和建築成本上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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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效率和激勵創新，香港特區政府應如何通過架構改革、完善公務員考核機制等方式，優化管治邏輯，發揮團隊優勢，提高施政效率，應對複雜社會問題？
• 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優化中央政府與特區應有的權責機制，更好地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為提升政府認受性和效能，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在現有基礎上，加強與市民溝通信任，應對不同意見和訴求？
• 在維護國家安全前提下，香港如何在保障公民權利自由的同時，完善內部安全機制，應對間諜、情報風險和國家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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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今（20日）發佈《內地高校港澳學生就業研究》，就內地港生的升學及就業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分析他們於就業時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中心理事林朝暉建議為長期在內地的港澳人士提供居民身份證，以解決目前港澳通行證在內地各身份認證系統不通行的問題。

林朝暉介紹，近年來於內地升學及就業的香港學生越來越多，每年於內地畢業的香港學生有數千人之多，他們的升學及就業情況值得關注。事實上，他們面臨著各式的機會與問題，需要政府提供適切的輔導及協助。為此，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於2016-2017年間就內地港生的升學及就業狀況進行調查，冀為在內地工作的港澳人士提供更好的建議，並供有關部門參考。

研究結果表示，81%正在內地就讀的受訪港澳學生希望畢業後能在內地工作，但在受訪畢業生的樣本中，最終留在內地工作的只有37%。結合研究中政策梳理部分，可以認為制度壁壘（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相應的社會保障政策）是導致在內地就業意願和實際情況差異的原因之一。在場有於北京大學畢業，現正於內地工作的港人吳舒景分享經驗，他表示在內地工作生活面臨著就業工作證、”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問題所帶來的障礙和不便。

近來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提出中央各部門積極出台政策措施，為港澳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提供便利的動態，有受訪者表示該政策不痛不癢，認為很多問題的核心在於港澳通行證不在內地電子身份識別系統之中。對此，本中心理事林朝暉表示目前港澳通行證在內地各身份認證系統不通行的問題，這種做法與不少國家及地區向長期就業的外國居民派發臨時身份證一致，和菲傭在香港、留學生在英國是同樣道理。

研究結果除提出”向長期在內地的港澳發放居民身份證”的核心建議，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亦向國家教育部、國家公安部、香港教育局、香港保安局、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內地院校提出一系列建議，內容涵蓋教育、酒店入住、跨境婚姻、專業認證等政策。

報告全文：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就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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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明報 201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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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端傳媒 2017-01-17

中央治港是通過《基本法》、行政長官和中聯辦三大「抓手」。上文筆者提到，基本法是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重要依據，它清晰刻劃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權責關係，讓中港兩地能夠按章辦事。

隨着國內制度日益完善，中國正從「人治」向「法治」方向邁進。三中全會後，部分省市試行了司法人員的薪酬、編制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公務員架構以外，而四中全會更提出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不過，中國仍需時間來沉澱依法辦事、按程序辦事等法治本義。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尚處於人治過度階段的中國，又何以放手完全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

基於人治假設的實際任命權

基於上世紀中國的歷史條件，原來的行政長官定位具有一定的人治意味。正如上篇述及，由於港英時期以總督強勢管治的行政主導恆之有效，當時中央領導人認為這種做法可直接借鑑。所以，當我們回顧基本法草擬委員會的有關文獻及講話時，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相信，只要行政長官是中央和港人的合意人選；加上行政主導體制充分賦予行政長官與特區政府的立法權力的前提下，中央只需把守特首人選的關口，香港便不會出什麼亂子。而要把關特首人選的制度化方式，便是今天基本法訂明中央政府對候任行政長官具有實際效力的任命權。

行政長官的任命權與中央一國兩制的初步構想相脗合。有別於聯邦制、邦聯制等地方政府授權中央政府管治權的配置關係，國家通過《憲法》第31條合法授權設立特別行政區，並為基本法提供法理依據，這是一種建基於單一制國家體制的獨特憲政安排。與之一致，在北京當局的理解中，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和合法性來源是來自於中央政府，而非香港本地選舉。選舉只是一種人選產生的形式，而非授權過程。基於這種邏輯，中央以及建制派回歸後多次強調中央有任命行政長官的實權，與不少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視特首任命權名存實亡的設想截然不同。   中央政府對特首任命權無疑是符合憲法的法理邏輯，卻難以解決政治現實和市民認知差異上存在的根本問題。由於市民投票選出特首的過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倘若中央政府卻於此時不予任命，便與人民對立無異。回歸後，中央政府和國內學者政制討論中已察覺這種矛盾的存在，因此只好同時確保前門 （參選階段）至後門（候選階段）的人選都是符合中央的意願的。「白票守尾門」的設計絕不會被採納的關鍵原因，也是避免中央政府和市民之間在選舉中產生對立關係，與之同理。

特首角色的嬗變與本地政治網絡的崛起

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第一把手，充當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基於中央政府把關特首的管治思路，向中央政府問責的行政長官，既接收中央政府對特區下達的政令，也同時也向中央轉達香港的政事民情。第一屆特首董建華的中間人角色尤為明顯，當時中央政府在特區管治上極為倚重於董先生，議案由特區政府自行爭取各界支持，建制陣營也以董先生馬首是瞻，訴求從不繞過特首而直接上呈中央。   特首的中間人角色起着政治緩衝的作用，但近年其作用已大為削弱。早年中央與香港社會間是以特首作連接點，當特區政府出現重大管治失誤時，中央只需按基本法規定的既定程序重新選出一名本地屬意人選便能應對管治危機。然而，自2003年董先生卸任、中央調整治港思路以後，特首不再是中央管治香港的唯一「抓手」，而權力也相應地流失於各政治勢力和機構中。也正由於權力的流失，建制和商界可利用其政治網絡（註：與基於穩定的共同政治目標而合作的政治聯盟（Political alliance）有所不同，政治網絡（Policy network）是一種跨越政府和不同社會組織邊界，以協商及討價還價爭取各自利益的耦合），繞過特首直接與北京當局聯繫來影響香港政策制訂過程。在政治網絡的影響下，當特區陷入管治危機時，行政長官的中間人角色便會形同虛設。

特首中間人角色的消退，加上本地政治網絡的崛起，也使得香港政壇錯綜複雜。為了穩定大局，中央政府加大投入對港部門的資源，在人事上也有相應的擴編，導致中央官員與本地利益集團交接趨多，決策顧忌漸增，容易出現誤判和偏袒。特首的領導地位被不同政治參與者所削弱，加上香港本地的利益網本來就與內地相互交織，因此香港本地的官員和政治勢力可因勢利導，有時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作出獻媚、行賄等越軌行為，僅從前政務司和前廉政專員的貪污案例便可見一斑。而由於香港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上也具有特殊意義，中央政府生怕主事香港的中央官員被外國勢力收買亦加以設防。

在現有的制度設置下，行政長官儼然是政壇上的孤家寡人。沒有政黨背景的特首缺乏穩定政治聯盟支持，在需要通過具爭議性的議案時，政府經常花費大量資源進行游說工作，不然的話便需向利益集團妥協。為了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枷鎖，各屆特首絞盡腦汁，但仍難大有所為。例如擅長協調各黨派的上屆特首，其任內通過的政策基本是短期的小修小補型政策，這些政策對治理住房、貧困問題等結構性問題於事無補；而敢於挑戰既得利益力量的現屆特首，其政策則因缺少忠實盟友支持而一一告終。

明確特首新定位   消減中央顧慮

順應新形勢發展，行政長官的政治作用與草擬基本法時的原型大有不同。早期以行政長官為中心的行政主導構想，使得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極為倚重於可靠的特首，因而緊緊把住人選關口。但多屆特首實踐證明，基於香港複雜利益網絡的政治現實，行政長官需要時常協調不同階層及政治勢力的利益，「大而有為」的威權主義強勢領導思路，在當下管治環境顯然是行不通的。值得我們深思往後行政長官在國家和香港政治之中的定位問題。

顯然，行政長官要敢於向各既得利益開刀的強勢領導人，同時又要成為協調各界的協調者，這兩種角色之間具有根本矛盾。沒有穩定的政黨支持下，政府要在盤根錯節的政治網絡中與利益集團周旋，以落實長遠的利民政策，一種可行的思路是將特首這兩種角色分開，由代表全港市民的特首繼續履行中央與香港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博採眾議，而特首委任立法會中的多數黨派黨魁為副特首或政務司長作強勢執行者，力排眾議。

此外，為了排解中央對特首人選的顧慮，香港方面也不應袖手旁觀。香港可以自行在本地選舉法上立法，規定行政長官不得收取國外資金、不得參與恐怖主義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詳細規定由本地審議制定。在中央政府專責部門提供搜證支持工作下，香港執法部門配合本地司法機關，公正而嚴格地執行這些規定。相信這樣做，中央毋須再為國家安全問題而拒絕開放選舉權，而香港本地作為執法一方也沒有理由指摘國家安全是中央打壓政治反對派的工具。

「一國兩制」尚有很多空白的課題亟需解決，豆萁相煎絕不是出路。中央對港政策的制訂背後，往往涉及諸多考慮因素。純粹指斥當權者獨裁、保守是很容易的，但是當面對制度實施、潛在風險或兩地民眾認同等問題，這些簡單是非道德判斷便顯得相當無力。當前香港有不少「一國兩制」的政治議題，急需香港與內地青年一代，以認真、求真、務實的態度去共同探求出路。中央與地方管治力量之間的同室操戈實為下策。當下要縮窄兩地之間的認知差距，亟需要我們彼此換位思考，赤誠相待。

（中央政府的治港方略系列四之三）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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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明報 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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